经典话剧《茶馆》在首都剧场再度上演 “老裕泰”兔年新春开张座无虚席******

　　本报记者 李俐

　　昨晚，北京人艺看家大戏《茶馆》在首都剧场开启新一轮演出，“老裕泰”茶馆在兔年新春再度呈现座无虚席的热闹盛况。在开年大戏《正红旗下》圆满完成首轮演出后，同样出自老舍之手的《茶馆》紧接着上演，不仅让节后的演出市场再度升温，也让观众再次体会到人艺经典的舞台号召力。

　　演出阵容超强

　　以庚子事变为叙事核心，话剧《正红旗下》将晚清的京城图景进行了一次翔实的舞台呈现，而《茶馆》则以同一时期的戊戌变法为开端，对清末至民国年间的京城众生进行了一次跨越数十年的描摹。“在《正红旗下》后，接着看《茶馆》，相信这样的安排会给观众一份惊喜。”北京人艺院长冯远征表示。

　　作为中国话剧舞台上里程碑式的作品，《茶馆》的经典地位毋庸置疑。老舍先生的剧本，焦菊隐、夏淳作为导演的创造，林兆华、杨立新担任复排艺术指导的继承，一代代表演艺术家对角色的塑造，共同成就了这部舞台经典。几十年来，《茶馆》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如同一种精神，被坚守和传承；也如同一种仪式，伴随一代代观众和演员，连接起舞台上下。

　　经过了去年《茶馆》院庆纪念场的演出，线上线下观众共同见证了这部作品的演出盛况。今年归来，这一轮演出仍聚集了包括梁冠华、濮存昕、杨立新、何冰、吴刚、冯远征等在内的超强阵容，对观众而言，无疑又是一次观看人艺舞台中坚力量集体表演的戏剧盛宴。刚一开票，九场演出票就全部“秒空”，足见这部经典在观众心目中始终不变的吸引力。

　　打磨从未停止

　　本轮演出的排练首日正值春节，排练厅里一片节日团聚的气氛，大家互相拜个年，道几句家常话，将生活气息从台下延续到台上。二十余年的舞台沉淀，让这些角色在这代演员身上生长，而几十年的舞台配合，也让他们之间形成了不用言说的默契，正是这种默契，让舞台群像塑造得丝丝入扣。

　　此轮首演开启了《茶馆》第726场的演出。但作为经典，这部作品依旧没有停止打磨。无论是演员对角色背景的不断丰富，还是新演员进入剧组后，新老演员间的再次融合，都让这部作品的排练和演出再次碰撞出新的火花。

　　大幕拉开，观众首先看到的是茶馆中生动鲜活的一片景象。为了演好这被曹禺先生誉为“古今中外剧作中罕见的第一幕”，此轮排练中，执行复排艺术指导杨立新仍然反复要求演员去做好人物设定和场景训练，扎扎实实地演好每一个细节，即便是舞台上转瞬间的一举一动也要体现舞台真实。

　　传承不走样

　　“这是我演的第365场，还是356场，我得翻翻我的‘账本’。”从当初小心谨慎到现在越来越自信，饰演掌柜王利发的梁冠华已经陪伴这个角色走过了20多年。但他表示：“每次演出都有新鲜感，每一次讲出那些台词还是会心潮澎湃，因为老舍先生的剧本写得太好了，那些台词和历史、现实都结合得非常紧密，让我佩服他对社会发展的总结和预见。也正因为他写的是真实的人，所以才感人。”

　　“这些角色已经长在我们身上了，大家默契到了不用更多交流。”冯远征透露，尽管演员们已经对剧本再熟悉不过，但每一次排练仍很认真。他对自己的表演始终有要求，那就是“这一版《茶馆》在我们手里不能走样，精髓不能丢”。

　　“观众买票的理由首先是老舍先生，是文学滋养这个剧院，这个品质我们需要继承。”濮存昕希望，剧院的年轻演员能尽快成长起来，向老一辈表演艺术家的艺术标准看齐，不断提高品质，把这部经典延续下去。

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